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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何行政组织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为了完成某种行政事务而存在，法律必须根据特定组织所处环境，分析其要完成的行政事务特征，才能对组织形式及要素做出最佳安排。
比如对病人隔离治疗，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依照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决定在此基础上，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制度。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性质、任务和其他方面的主要任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在防控中发展、在发展中防控，以辩证思维处理好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
编造虚假信息，或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传染病防控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19] 自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至今，随着中国的主流政治理论的创新发展，政治制度和体制也处在不断变革进程中，加上社会政治观念等各种政治动因的变化，对1982年宪法进行部分修改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仅仅依靠宪法修改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宪法秩序。1993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和定型所设定的时间表。因此，很多转型国家在宪法修改的同时，也试图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来实施宪法。
上述基于事实论的宪法修改理念，让宪法的变迁滞后于法律的变迁，更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因此也就无法解释所谓良性违宪的悖论。确认式修宪 一、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模式。
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宪法制度的转型。但转型社会的宪法，政治和法律制度往往不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法修改更多的是对制度变迁作一种被动性地确认。在转型初期这些法律机构的审查高度的政治化运作，积极介入政治过程，有的审查机构甚至变成一个政治机构。[13] 受到上述事实论宪法观念的影响，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历次宪法修改的主要功能是确认事实上的制度变迁。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1993年的南非临时宪法，对于南非从种族主义的政权向多种族融合的现代民主政权过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首先进行制度改革的实验，如果这种改革收到良好的效果，则通过宪法修改对这种制度改革实验的结果进行确认。受苏联宪法观念和制度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
由于种族冲突，南非社会长期处于剧烈的社会动荡过程中。因为政治方法有助于灵活应变社会变迁，法制方法维护秩序稳定，将制度定型化。
[1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中国的宪法和法治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
第二，通过宪法修改来确立社会转型的价值和目标来指导国家机关在未来的活动，促使这种目标被实现。[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14]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有些转型是从神权国家向世俗国家的转型，比如有些阿拉伯国家。这是因为转型社会在相对比较短时间内社会急剧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遭遇了较多问题，需要通过成文宪法修改做出回应，让宪法适应社会发展。
其主要制度是借鉴了苏联的宪法理念和宪法制度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治理经验，依此制定了1954年宪法。[7]中央建议指出，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因此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
从世界范围看，转型社会又可以分为很多类型。比如，1997年刑法修改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后，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7条才将反革命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可称之为符合法律的宪法修改。
一方面，作为政治象征，宪法的宣示可以凝聚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以根本法律的形式为政治变迁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基础。(三)中国改革型的宪法修改 转型社会宪法修改另一种模式是改革型的宪法修改。
拉美国家自独立以后仍然处于政治动荡中，成文宪法经常被修改，有些国家甚至重新制定宪法。至1988年，拉美国家不断进行宪法制定和修改，一共出现了267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14个宪法文本。有些转型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比如东欧国家。制度转型完成后，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开始分离，逐渐由政治实施过渡到法律实施模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通过修改宪法，提供法律规范来限制未来的政治和法律活动。[6]基于文革中政治秩序极度混乱的动荡时期，执政党试图通过宪法来追求政治秩序的稳定期望很高，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稳定政治秩序一种价值诉求。
中国改革型的宪法修改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情，即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一般社会学理论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儒家学说曾经是主流的社会观念。
回顾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多年来的经验，宪法更多发挥了政治确认或者政治宣示功能，宪法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17]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
比如，中国宪法修改中对特定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这种宪法修改被学者称为确认式的宪法修改。而且，为了维护政治秩序稳定，这些宪法修改更多的体现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确认，尽可能保持政治制度不变。宪法修改逐渐开始发挥一些前瞻性的功能，对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行法律确认，形塑根本规范，进而为未来提供规范性指引。具体说，重点规定公民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斯大林关于宪法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1982年宪法制定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法律来为政治设定规范这样一个价值目标。
比较来看，在宪法制度转型尚未完成时候，宪法实施更多的是政治实施，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没有完全严格区分。有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印度等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另一方面，作为法律规范的宪法可以积极推动社会转型，为社会变革提供法治的轨道。宪法修改后，如何实施宪法是转型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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